“新文明文化史观”荐文 　　日本文字（假名）并非日本人发明， 　　大部分人可能认为，在公元5世纪左右，日本人民以汉字为基础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音节文字－假名。 　　而实际的考古结果不禁让人大跌眼镜----日文竟然是活活山寨了唐代乐谱。 　　闲话不多说，直接上图证明吧。 　　ZT 　　日文中的“假名”分“片假名”和“平假名”两种。片假名即“アイウエオ”，取自汉字楷体偏旁，又称正楷字母；平假名即“あいうえお”，取自汉字草体，又称草体字母。这两种假名既用来标音，又用来表示日语语言构成。据一般看法，平假名正式使用约在9世纪，而片假名正式使用约在10世纪。换言之，自9世纪起，日本就有了自己的正式文字。 军情第一站 　　假名是何时由何人创造？创造者的依据又是什么？日本正史无明确记载，但民间传说却比较集中：片假名是由吉备真备创造的；平假名是由空海创造的。事情真相如何？假名创造的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片假名源于盛唐“乐谱” 　　片假名中的“片”是“片断”、“偏旁”的意思，是用汉字楷体偏旁表示日语字母。但片假名的创造者为何要用汉字楷体偏旁作为日语字母？是“闭门造车”式的突发奇想，还是受到了某种启发？而这种启发与吊装创造者本人又有什么关系？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2005年秋，笔者与张永山、罗琨、刘一曼等人在敦煌陈列室内看到一幅唐代“乐谱”，其上的谱符与假名（主要是片假名）极为相似。樊锦诗的《灿烂佛宫》第51页刊登“敦煌乐谱”（唐代）。为论述起见，今将乐谱公布于下。 　　敦煌乐谱共有三首曲子，分别为《慢曲子心事子》、《慢曲子伊州》、《又急曲子》（“子”后无字，可能为《又急曲子伊州》）。有些谱符与假名形体相似，统计如下。 　　て（平假名），出现42次；ロ（片假名），出现37次；ヒ（片假名），出现25次； 　　ス（片假名），出现23次；ハ（片假名），出现4次；ト（片假名），出现4次； 　　エ（片假名），出现1次；〦（日文符号），出现14次。 　　这种“相似”是偶然巧合，还是另有原因？这不能不引起思考：假名，尤其是片假名，可能与唐代乐谱存在渊源关系。隋唐时代，乐器演奏是有乐谱的。隋代乐谱是“文字谱”，由音乐家万宝常制成。文字谱是用文字记述弹琴的指位和弦位。《碣石调幽兰》是迄今唯一保存下来的文字琴谱，现藏于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为唐人手抄本，甚为珍贵。但用文字记谱，无论是对记述者或是弹琴者都十分不便。 　　盛唐时期，记谱方法发生变化。曹柔发明“减字谱”，将原来的文字谱简化，减字谱的每一字块由汉字减少笔画后组合而成。在唐宫廷则采用“燕乐半字谱”，即用“亻”、“阝”、“彳”之类的汉字偏旁记录乐谱。这是对文字谱的大胆改革，对音乐的记录和演奏都极为方便。上举三首敦煌乐谱应为燕乐半字谱。宫廷、教坊采用的基本上都是燕乐半字谱。武则天时，这些乐谱被整理成《吊装乐书要录》。燕乐半字谱在我国早已失传，但在日本奈良正仓院仍有珍藏。20世纪初，敦煌文库所藏唐代乐谱被发现，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中外学者破译，失传的《秦王破阵乐》、《大食调》、《王昭君》等名曲重新演奏出来，再现盛唐时代的风彩。 　　盛唐时代，日本派遣留学生之多也是空前的。在这些留学生中，吉备真备是最着名的。他两度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而且他喜欢音乐，精通音律。第一次回国时，除带回大量佛经和《大衍历》之外，还带有乐器铜律管和《乐书要录》，对唐时音乐传入日本起了关键作用。这些乐器、乐书均藏于奈良正仓院。 　　由于吉备真备精通音律，自然认识并能演奏燕乐半字谱。他又是第一个将《乐书要录》带回日本的遣唐学人。第二次回国后，执教于太学。尽管日本正史没有明确记载吉备真备是片假名的创造者，但民间传说却认为吉备真备执教于太学时，根据汉字偏旁创立了片假名，这绝非“空穴来风”。事情很可能是吉备真备在教学中，第一个将燕乐半字谱中的谱符用来记录日语语音；或者是他受燕乐半字谱的启发，用汉字楷体偏旁记录日语语音，遂成为片假名之开端。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继续沿用这种方法，用汉字偏旁记录日语语音，最后完善并定型为今日日文的片假名。 　　因此，笔者认为，吉备真备很可能是受到唐代乐谱的启发，首创片假名，片假名应源于盛唐时代的乐谱。 　　平假名源于唐代草书 　　平假名之“平”是“方便”、“容易”的意思。平假名是仿照汉字草书简化而成，又称草体字母。民间传说，平假名是空海创造的。空海是日本高僧，是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在他出生的第二年（775），吉备真备去世。空海于804年，以学问僧身份随遣唐使来中国求法。在唐期间，空海除学习佛法外，对中国儒家经典均有精深研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擅长书法，对真、草、隶均有极深造诣，被称为日本书道的“元祖”。由于其书法出众，而平假名本源于汉字草书，故民间将平假名之创造归于空海。真实情况如何？不妨认真回顾一下历史。 　　1928年日本三重县柚井遗址、1930年秋田县田栅遗址、1967年奈良平城宫遗址，以及日本其他地方出土的大量木牍和木札，编辑成《上代木简资料集成》，这是珍贵的资料，对研究日本文字的形成，尤其是平假名的形成，将提供帮助。木牍的年代大致为藤原京时代、平成京时代和平安京时代。其中有的木牍有明确纪年。根据这些纪年，大概可以推定木牍的起止时间从676年（丙子年）至770年（宝龟元年），时间跨度约为100年。 　　事情很是巧合，木牍的年代同吉备真备生活年代（692—775年）大致相同。《上代木简资料集成》中的木牍年代早晚虽相差一百年，但其书体基本属于同一类型。“可以说是源于中国的，楷行相间的‘便体’，即在实用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非规范化的书体，也可以说，这种‘便体’是官吏们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一种书写的笔体。”木牍内容大致为呈报文书、账薄、传票、来往信件、进贡物品、一般物品以及《千字文》、《老子》、《论语》、《文选》等残片。木牍上的字一律为汉字，可证在这个时候，日本尚无自己的正式文字。但是，在这些木牍中，有些字为草书，其形体与“假名”十分相似，如： 　　第87号木牍“部”草写为“マ”（134号、141号“部”相同）； 　　“吕”草写为“ろ”； 米尔军事论坛 bbs.miercn.com 　　第24号木牍“司”草写为“り”； 转自米尔军情网 https://www.miercn.com 　　第146号木牍“斗”草写为“ケ”（160号木牍“斗”同此）。 　　欧阳启名认为，“有关‘部’的草写，在中国草书中可以找到出处，与《书法大成》之草书基本运笔字例中‘部’的草写方法一致，与‘マ’相似。而‘司’草写为‘り’、‘斗’草写为‘ケ’、‘吕’草写为‘ろ’的字例并不见于中国古代草书，也不见于日本同时期的其他书法作品。”他又说：“这类‘别字’，仅仅集中在‘部’、‘吕’、‘司’、‘斗’几个字上面，而这几个字又集中在藤原宫和平城宫遗址的木牍之上。在《上代木简资料集成》中选定的其他出土地的木牍中并没有这几个字的出现。但这几个字的草写方法都是一致的，说明并非个别人之笔误，是已形成规律的写法。” 　　第一，四个草书字体中“吕”（ろ）、“司”（り）形体上与平假名相似；而“部”（マ）、“斗”（ケ）形体上与片假名相似。由于笔者目前所见唐代乐谱有限，マ、ケ是否源出乐谱，尚不敢定论；如果不是，则应是受乐谱启发，而独自采用汉字偏旁的结果。 　　第二，《上代木简资料集成》中只出现这四个草书字体，说明这种字体尚在萌芽阶段，而且它是汉字草体，而非“日文字母”。作为“日文字母”，应是在此以后之事。 　　第三，这几个汉字草体只出现在藤原宫和平城宫遗址出土的木牍上，这可能与日本遣唐留学生回国后就职有关。他们在中国接受大唐文化，看过舞乐，精通书法，对乐谱和书法可能均有一定造诣。回国后在宫廷任职。因此，他们在书写时，将唐代乐谱符号和书法中的草体夹杂在木牍文字中。这是上述几种草体字出现在藤原宫遗址和平城宫遗址木牍上的主要原因。 　　据此基本可以认定，早在空海之前，汉字草体已传入日本，而且有的草体“字”形体与假名（包括片假名）基本相似。这些“草体”可以看做平假名源头。 　　通过以上探讨，笔者对假名的产生作出如下结论。 　　（1）日文假名（主要是片假名）当源于盛唐时代的乐谱，即燕乐半字谱。由于这种谱符是汉字偏旁，容易书写，遂成后来日文片假名创立的依据。 　　（2）日文平假名主要是汉字的草书，是在汉字草书基础上加以简化而成。这种草体出现于日本的时间比较早，大约在盛唐时代。 　　（3）唐代乐谱和《上代木简资料集成》中，看到了一种交叉现象，即乐谱中的谱符多为片假名，但“て”却是平假名形体；《集成》中的“ろ”、“り”为平假名，但“マ”、“ケ”却是片假名形体。在早期发生这种交叉是很自然的：说明唐代乐谱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书法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奈良时代遣唐留学生回国后开始的。 　　（4）无论日文的片假名还是平假名，都与中华汉字有渊源关系。从总体上看，汉字是日文产生的母体，日文构成中的各个部分均由汉字衍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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